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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滋、SARS、麻風到武漢肺炎,中國防疫一再重蹈的「面子」覆轍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記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

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汙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汙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汙名,而不是挑戰汙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寫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為了國家面子,什麼都可以不顧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什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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